入夜的柳洲东路，像一条喧嚣浑浊的河流。

从1号口出来，一溜下去的夜市摊子。鲜花、水果、煎饼、甚至活鱼草鸡蛋，晚高峰拥挤的人潮在摊子的夹缝里步履匆匆。

每个摊子后面，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比如老任，一个卖花的单亲爸爸。

/他在柳洲东路卖花一年半了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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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天夜色来得早，5点多走出柳洲东路1号口，迎面就看到老任在往树上扯灯泡了。

面前一长溜鲜花，雏菊、百合、玫瑰、勿忘我……柳洲东路接近冰点的夜晚，浮起一层暖色调。

紧挨着任的花摊，是另一个女人的花摊。两家广播一男一女，重复相同的话：鲜花15元两把，随意挑随意选。

女人的生意，明显要比老任好得多。

老任身后的树上，挂着一块木板，写着：爱心花，一个父亲，独自带着一个（自闭症）孩子四处求医治……那是北京一个记者给他弄的，他一路带来南京。

直到在人群中看到那个有点特别的孩子，书包上贴着字条：自闭不讲话，多多谅解，××。相互佐证。

孩子9岁了，长得很壮实，打眼没什么不对，片刻就能看出不一样。

跟他讲话，仿佛你是团空气。说不出话，只会发yu的音，一出声，十个手指僵直，像使了全身的劲儿。

有时，他会突然伸手打陌生人一下，或者剧烈扭动身体和脑袋，脸上带着怪异的笑。

自闭+智障。9年了，老任一句爸爸都没听到过。

老任在柳洲东路摆摊一年半。每天凌晨4点起来去汉中门进花，上午10点带着儿子准时出现在柳洲东路，直到晚上9点收摊。

老任出门会带着两顿饭、几条被子，父子俩一天的生活都在街头解决，像游牧民族。

/被孩子掏空了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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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任有孩子那年，已经40多岁。

那时他还在湖南老家开饭店，一个月能挣个三四万。老来得子应该是兴奋的吧，“夜里十点半进的产房”，时间点都记得清楚。

然后，像所有悲剧一样。坏事接踵而至，命运大手一挥，所有的人生好牌全都应声倒下。

先是老任的母亲脑溢血，住院一年半。残疾的父亲又高血压中风。接着一岁半时孩子查出问题，天塌了。

为了治病，花去了上百万。家底被掏空了，还借了高利贷，孩子的病治不好，双亲也相继辞世。

孩子三岁，妻子跟他离婚，抛下孩子跑了，一个家彻底破碎。谈到这段往事，一直坚强的老任眼眶发红，“不想多说，一说就要流眼泪……这辈子都怕了女人”。

“老家没人了”，一个男人带着生病的孩子，开始了6年的漂泊求医生涯。

深圳、昆明、厦门、上海、北京……辗转过10个城市，医院。带着孩子，也要扛起生活，从昆明开始，这个40多岁的汉子开始卖花。

这些年的漂泊，对老任来说，最难的是孩子五六岁时，大小便不能自理。一个男人，看着孩子弄得满床满身的粪便，急疯了。

上一个停留地是在北京。在北京时，老任摆摊卖花，每个月花元租了个铁皮房。因为一位老乡资助，孩子得以在北京康复中心呆过一年，可是状态不好，“整个是痴呆的”。

/留在南京，因为南京好心人多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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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南京，起初是因为，江北红十字会的好心阿姨，答应给孩子上学。

可是孩子在学校，会突然打学生，打老师，才上10多天，就被领回去了。老任从此断了让他上学的念想。

在老任看来，南京比北京好多了。块在旭日上城3期跟人合租一套房，父子二人住其中一间七八平的卧室。

旭日上城紧挨着弘阳广场，老任经常带儿子去那玩。去多了，工作人员知道了他们，再去，就不肯收父子俩的钱了。

早先老任骑一辆电瓶车，驮花和孩子。今年6月，为了孩子少吃点苦，买了辆二手面包车，车主也是好心人，只要了他块。从此，有了个“蒙古包”，孩子终于不用露天午睡。

每天入夜，柳洲东路的夜市摊子绵延下去几十米。卖水果的、烤地瓜的、烤串的、做煎饼的……寒冷的冬夜，摊子嘶嘶冒着热气。

这大概是老任儿子最欢喜的时刻。整个晚上，他不停地在一家家摊子前跑来跑去，老任大部分时间顾不上他，倒也不会太担心，”这一片几乎都知道他，不会丢”。

有时孩子抓起水果摊的水果就扔，老板娘啪一下打了他的手厉声制止，但转身又会递个大苹果给他吃。

街尾新来个做手抓饼的姑娘，老任儿子在摊子旁边站半天，姑娘没说话，默默给他做了一个。

孩子爱热闹，每次地铁出来一波人，他就撒丫子跟着跑，试图跑上公交。有个老头在站台旁卖爆米花，自发地像关卡一样，每次都能把他从人潮里揪回来。

这些平凡的小人物，连善意都是悄无声意的。

/哪天开口叫爸爸，就立马回老家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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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病，医好的希望渺茫。老任越来越接受这个现实，摊上了，就得认命。

9岁的孩子，智商停留在1岁。爸爸让他跟别人再见，孩子会摆摆手；会撒娇一把搂住爸爸，“在北京康复中心时，好些孩子被爸妈扔了……自己的孩子，怎么舍得？”

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，现在就是每天吃药，一片28块。老任算计着过几年把孩子送去少林寺，学武，自己也去陪着。

老任的烟瘾越来越大。2块5一包的红梅，他一天要抽两包。偶尔也会在绝望中生出些不着边的希望，“也许哪天他自己就开窍了，开口叫我爸爸，我们立马就回老家去”。

任的